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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生都在高校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北方人却不能喝酒抽烟,麻将跳舞也都不会。读书教书不是爱好,是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教读之余,把所思所感码成文字,是为论文与著作。不敢奢望藏之名山传之百年,只求所思真诚。散步和欣赏自然是校园与书斋生涯中的最大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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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的“监狱认识”  

2010-03-15 00:08: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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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既有空前严酷的政治压迫和白色恐怖——所谓黑暗的三十年代;又有左翼政治和文化文学活动的如火如荼——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同时还有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与并存。而在鲁迅称为“禁锢得比罐头还严”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域,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因为政治和救国的言论行为而锒铛入狱,已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和独特景观。其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较大反响的,就有1931年的“牛兰夫妇入狱”事件,1935年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入狱的“《新生》事件”,1936年以沈钧儒、邹韬奋为代表的上海“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入狱”事件,以及中共政治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王若飞的被捕入狱等。这当中,左翼作家文人的被捕入狱,更是屡见不鲜,蔚为普遍。在上海和关内其它地区,就有左联五烈士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白莽)、李伟森的被捕牺牲,丁玲、艾青、陈白尘、陈荒煤、艾芜、彭家煌、楼适夷、洪灵菲、冯宪章、潘漠华等人的先后入狱(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也作为左翼作家被捕后叛变);在沦陷的东北,左翼作家罗锋也曾经一度入狱,金剑啸则死于狱中……著名记者曹聚仁说中国文人只有两种道路和命运:或者忙着爬山(干革命),或者进监狱。这些监狱的性质和名称也形形色色,有上海英法殖民者统治的租借监狱和巡捕房,有东北的伪满洲国即日本殖民者的监狱,更有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的什么军政监狱、模范监狱、反省院、女子监狱、感化院、教养院等等,不一而足。 

牢狱事件的普遍性自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成为时代性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话题之一。当此之时,作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战友后来却分道扬镳的胡适和鲁迅,各自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和左翼思想文化的领军人物,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对弥漫于中国的“牢狱现象”,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以言论或行动表达观点与认识。

胡适早在1929年就在《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发表的人权保障命令的笼统和抽象,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罪名,便都没有人权与法律的保障,并指责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提出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是以“党治”代替法治,是根本否认法治。以此为契机,胡适联合王造时、梁实秋、罗隆基等清华出身、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连续发表文章,从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等方面,比较全面地阐述实施民主法治、保障人权自由、反对人治和专制的自由主义主张。他们的这些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于1930年出版。尽管在国民党政权的讨伐和压力下胡适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和屈服,但反对专制和人治、反对动辄就定人罪名逮捕判决、反对钳制言论查禁报刊、主张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的思想,是胡适一生的追求。

不过,由于出身、教养、地位和性格,胡适往往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方面提倡民主人权,着重于制度层面的批评与建设。而对于中国社会极为阴损和黑暗的层面,他有时显得有些书生气,容易被蒙骗,缺乏透底的认识。1933年2月15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北京通信》,记载了胡适视察了几个监狱后的观感与谈话,他对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诉说待遇的恶劣,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胡适的视察、观感和谈话,无疑是认真严肃的,并没有欺骗隐瞒和故意美化,他自己也认为是公正客观的。但不言而喻,这位纯正的学者和名流在视察监狱时受到了无耻的欺骗而他却没有察觉。在我们这个盛行欺上瞒下的国度,封建时代的“欺君之罪”是祸及九族的大罪,但皇帝得到的“下情”和亲自进行的民间视察,也免不了经常受到糊弄欺骗,不得已才有了所谓明君的“微服私访”。即便是现在,从一般官员到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在民间视察时同样经常受到欺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在牢狱泛滥的三十年代,让视察者看不到中国监狱的暴虐,犯人没有暗示或述说存在严刑拷打,来访者犯可以自由地与人谈话而不受到限制,这显然是官方和监狱方面事先的安排与欺骗性质的“做秀”,是中国人和中国鬼都不会相信的“鬼话”,大量的史料和曾经在那个时代有过牢狱体验的人的回忆,都可以对之无情地“证伪”。因此,善良和书生气的胡适对中国监狱的视察和由这样的视察得出的监狱观感和认识,无疑是表面与失真的,是“真实的谎言”。

相比之下,对“黑暗中国”的“白色恐怖”深感愤怒的鲁迅,对中国监狱的认识就比胡适深刻和尖刻得多。鲁迅多次表达自己“黑暗中国”和“牢狱中国”的感受,如《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其中经常提到“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和统治阶级“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在作于1933年的《光明所到》一文中,鲁迅对胡适的监狱视察的观感和言论进行了讥讽,这讥讽显示出在“阶级斗争和阵线意识”日益严峻的时代,鲁迅为代表的左翼阵营与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是“公斗”而非“私仇”,同时也表现出鲁迅对中国统治者及其监狱黑暗与黑幕透底的认识,他以自己十年前看到的北京监狱为例,说明中国监狱没有虐待和拷打的所谓“光明”,是地道的天方夜谈,对这样的由监狱统治者的欺瞒做秀和视察者的见闻观感自觉与不自觉“合谋”制造的监狱神话,坚决不予相信并彻底予以戳穿。接着,在1934年写下的《关于中国的二三事·关于中国的监狱》的文章中,鲁迅指出,“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那些从古代到国民党“大造”的“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象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就是说,兼有监禁、摧残、暴虐、累及无辜等多种功能的“地狱”式的中国监狱,才是中国监狱的“国粹”、实质和“中国监狱的精神。”当然,从清末开始,中国也造了一点西洋式的“文明监狱”,犯人可以洗澡和得到“一定分量的饭吃,”但“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的,目的就是给外国人看,以显示中国的进步和“文明”,做秀,造假,装样子。但这样的“内外有别”的监狱,还有克扣囚粮的现象,“行仁政”的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就反证了样子工程的“文明监狱”文明到什么程度(胡适视察、参观和受到欺骗的,大概就是这样的监狱)。中国的监狱根本没有什么文明和仁政、人道,有的只是由拷打和虐待构成的“地狱”式的黑暗残暴和对黑暗的遮掩,这就是鲁迅对从古到今中国监狱的实质、“国粹”、“精神”的描述和认识。

   胡适是性格温和宽厚的人物,学识和教养更多具有欧美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诸多问题上显得冷静、客观和公允,其性格和知识适宜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建设而不宜破坏,对人和人性属于广义的“性善论”,与苏东坡的“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庶几相近,“好人政府”和后来的议政参政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思想的流露和外化,与鲁迅的峻急和激烈恰成对照。而鲁迅的性格思想更适宜于对老中国的破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善于刨中国传统、国粹、坏种和人性的“祖坟”,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和阴暗、中国人性格和文化里阴损暴虐性的东西,鲁迅认识的更彻底和清醒。三十年代他们对中国监狱的认识与评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按:此文发表于《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要转载。不知为什么,当时《北京日报》也进行了摘要转载。《北京日报》并非《中国社会科学摘要》那样的学术杂志,为何转载,原因不知。

新学期开学,杂事缠身,无时间撰新稿,只好炒冷饭。不太可口,缺少香甜,诸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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