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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生都在高校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北方人却不能喝酒抽烟,麻将跳舞也都不会。读书教书不是爱好,是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教读之余,把所思所感码成文字,是为论文与著作。不敢奢望藏之名山传之百年,只求所思真诚。散步和欣赏自然是校园与书斋生涯中的最大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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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医从文现象的背后  

2010-05-03 00:08: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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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的留学生中,著名的鲁迅和郭沫若原来在日本学的都是医学,后来都抛弃所学的医学而从事文学和学术,并成为一代大师。“弃医从文”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和思想史上的专有名词。不过,若把这“弃医从文”的内涵和范围扩大开来,会发现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一批留学生选择了这样的人生模式和生活道路。就以留日生而论,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中的成仿 吾,在日本学的是兵器制造,张资平学的是地质,著名作家郁达夫则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经济统计,三十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和戏剧家夏衍学的是机械,其他一些作家如穆木天,楼适夷,冯乃超,李初犁等,留学日本时都是“术业有专攻”,几乎没有人学那“软性”的、没有实际功效的文学。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先后抛弃属于“船坚炮利”的专业,转而从事文学。留学欧美的人里面也不乏这样的“转型”事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戏剧家和戏剧、电影导演洪深。他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跟名师学的倒是戏剧,但回国后一度在跨国企业——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任职,那可是一流大公司,能在那里任职的立刻成为当时的上等人,即所谓衣食无忧的高等华人。但洪深却同样“有眼不识泰山”,放弃了这样的白领高级职业,“不务正业”地去从事没有固定收入的戏剧写作和导演。

如此普遍和广义的“弃医从文”现象,当然首先是由政治性原因造成的,即这样的人生选择具有“政治正确性”。在落后危弱的中国,当时的留学生都是怀抱爱国强国的热情出国留学的,因而他们所选择的大多是能够实现“救国强国”目的的专业。但是,残酷的事实却使他们的热情和理想碰壁,在碰壁后感到所学专业并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宏愿,不是切实有效的工具和利器,于是转而选择文学。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鲁迅。众所周知,鲁迅在仙台留学时看到了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被杀的和作为看客的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给了鲁迅极大刺激。他学医学本来是为了救治国民,使国民强健,但看到的事情使他痛感若没有思想精神的强健和觉悟,体格健壮也只配被杀和看杀。对中国而言,救治精神比救治身体更重要,作用于人的思想精神的文学比医学更迫切,如此的认识使鲁迅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选择。

还有的人学成归国,却像闻一多的诗里所写的,发现“这不是我的中国”,“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在国外时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黑暗现实的巨大反差,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处境,使他们在失望乃至绝望中或者离去或者转向改造中国的工作,许地山的《铁鱼底腮》和冰心的《去国》,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形。应该说,现代中国众多留学生的“弃医从文”,大都有类似的崇高性、宏大性目的和追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转型是出于个人化、私人性的原因。如郭沫若学医途中发现自己的耳朵重听,无法使用听诊器,因而不得不转向文学和学术。不过,“弃医从文”的目的的高尚并不能保证转型的成功,除了努力和天赋,还必须有得以“从文”和“养文”的经济条件和支持。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当医生肯定是高收入,不止是衣食无忧而且是生活优裕,当作家则要冒很大的风险。在经济落后的、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们的从文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及生存的质量吗?对此历史和事实做出了回答。以鲁迅为例。据学数学出身的学者陈明远根据鲁迅自己日记中的账目统计,鲁迅回国后从1911到1936年逝世,共收入相当于今天的392万元以上,其中在民国政府作公务员的14年收入164万元,每月平均9千多元;在厦门和广州中山大学任一年教授,收入17万5千元,月平均1万4千多元;1927—1936年在上海的9年,成为专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收入210万元,月平均2万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鲁迅上海九年完全是靠“从文”和稿费为生,其收入却超过他任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这样的收入使鲁迅之妻许广平可以不必工作,孩子可以受很好的教育,家中长年雇有若干保姆,在北京和上海都有自己独立、宽敞的住宅,每月按时寄付给母亲和前妻不菲的生活费,还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无偿地帮助青年们出书办刊物。更重要的是,保证了鲁迅全身心的投入写作和战斗。

   鲁迅如此,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作家的收入,虽然没有人做过统计,但不会比鲁迅差到哪里,从他们当时的衣食、住房、家庭生活来看,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郑振铎,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个人癖好,经常收购要价不菲的文物典籍,成为著名的收藏家。他这大笔的钱就大多来自于稿费。郁达夫爱在自己的作品里哭穷叹贫,他那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里的主人公,整个一个穷途末路的落魄文人形象 ,不了解真实情况的读者误以为作者真的一贫如洗。其实现实中的郁达夫虽然有辗转教书为生活奔走的经历,但总体上他是才华横溢,青年得志,成名早,下笔快,出书多,收入丰,娶美女为妻,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一座藏书十万册的“风雨茅庐”。跟他们相比,属于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职业作家,那个时候做革命家搞地下工作,不仅要冒生命危险而且没有工资报酬。革命者也要生活,也要娶妻生子,那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费用全来自作家的稿费。作家夏衍的稿费收入不仅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还靠作家的稿费交维持和支撑着他的革命家事业,上交的党费就来自于稿费。以至于1949年上海解放时,那些来自农村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对西装革履的大上海地下党出身的高级干部夏衍等人看不顺眼,而夏衍等人也对人分三六九等的“小灶”待遇、森严等级和衣食住行都靠供应的解放区习惯制度,感到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作家巴金49年以前的全部生活都靠稿费,49年以后,当作家都属于不同等级的干部、编入作家协会靠工资生活的时候,他仍然不要工资而是靠过去积存的稿费为生,是中国作家协会唯一不领取工资的作家。

  这些从文的作家不仅“卖文”的收入颇丰,而且当时物价很低。看看鲁迅的日记和作品就知道,他在北京任职于教育部期间,几文钱就可以买几个大烧饼,几角钱可以吃一顿不错的饭菜,七八快钱可以维持中等水平的生活。据已故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记述,他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念研究生,每月近百元的工资,生活得很阔绰,可以娶妻养家;可以用十几元钱雇一个写字很好的旧八旗贵族子弟当秘书,抄书查资料;可以每周同事之间轮流坐庄到大饭店请客,那时北京最有名最昂贵的谭家菜,也不过十几元。我读大学时有一位老教授,当年是清华大学名教授闻一多的助教,他说单身当助教时就雇有保姆伺候,一元钱可以买两袋白面。这样的情形一直到抗战爆发以后才发生变化。

 这才可以“弃医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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