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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增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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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大半生都在高校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北方人却不能喝酒抽烟,麻将跳舞也都不会。读书教书不是爱好,是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教读之余,把所思所感码成文字,是为论文与著作。不敢奢望藏之名山传之百年,只求所思真诚。散步和欣赏自然是校园与书斋生涯中的最大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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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何幸遇恩师  

2011-01-21 01:47: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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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樊骏师

 

 今天中午11点,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南厅,参加了送别樊骏老师的悼念仪式。

 1月15日上午九时许,有朋友来电话,告知樊骏师病危,住在北京医院特需病房。我和妻子当即打车直奔北京医院,路上堵车近四十分钟,到医院时已经是11点多。樊骏师已经无知觉,靠呼吸机和心脏起搏器维持呼吸,脉搏和血压已经很微弱。我与妻子把手放在老师的胳膊上抚摸,他没有任何反应,皮肤很凉——我记忆中的樊骏师,手总是比较凉,但不像此刻,一点体温都感受不到。我的心很沉痛,妻子流泪了。陪护的护工告诉我们,樊骏先生的侄子与他轮流护理,现在出去吃午饭了。樊骏先生是11月30日住院的,没想到住进来就没有再出去。

 12点以后,我和妻子下楼到医院旁边的小饭店吃点午餐,很快又回到病房。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的一位同志来了,问我的姓名,我说出后,他说,是东北来的吧,知道樊骏先生有位学生在东北。我回答说现在已经不在东北,在北京传媒大学工作。他说樊骏先生拟定了一个友人名单,若有不测将邀请这些人参加吊唁,然后掏出一张纸与我查看,第一排的第五名就是我的名字。妻子也伸头看到了,又流出眼泪。陪护和老干部局的同志说,按樊骏先生目前的状态,估计没有几天了,并劝我们回去,说有了消息就告诉我们。妻子和我又一次到樊骏师身边,摸着樊骏师那冰凉的手臂,望着那消瘦的、沉睡的、只有微弱呼吸的面庞和身躯,心中百感交集,恋恋不舍地离开病房。那一刻,我们知道,这将是生死之别。

 第二天接到社科院电话,告知樊骏先生已经于15日下午2时许逝世,也就是我们离开后的一个多小时。

 国庆节以前,我们夫妇到樊骏师家,妻子把在2010年春季社科院文学所为樊骏师举办的八十寿辰的祝寿会时拍摄的照片,放大后一一放进相框,送给他。他很高兴,细致翻看。晚餐非要请我们在楼下一家餐厅吃饭。席间,我妻子知道樊骏老师喜欢牛肉,也知道她对家里保姆做的牛肉不太喜欢,就说自己做的酱牛肉很好吃,过段时间在家里做好了带来,一向绝不打扰别人的樊老师没有拒绝。

 可是国庆节以后,忙得一塌糊涂,先是到外地开了几次会议, 11月又去巴西南美十几天,后来后倒时差就倒了一个多星期,加之在巴西时腿部受了点小伤,不良于行。一到12月份,事情更多,个人述职,学院总结,孔子学院工作总结,全院考核述职,新年联欢……和妻子说好,到元旦去老师家,带着酱牛肉。可是12月31日上午上完两节课、接着开留学生毕业结业仪式,已经感到身体不适,喉咙痒痛,忙到下午四时才回到家,到家就昏昏沉沉睡去,直到晚上近午夜才醒。醒来后头痛、嗓子痛、恶心打喷嚏流鼻涕,感冒了。元旦三天,基本躺在床上,夜里睡,白天也饭后药后就睡。节后感冒未痊愈就上班上课了。去先生家里看望事,就泡汤了,和妻子念叨了几回,说那就放假后春节前去,一定去。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

 去年初春之际社科院文学所为樊骏先生举办的八十诞辰贺寿活动,王保生先生来电话让我参加。我带着妻子一同赶去,妻子拿着一部相机,说好好为樊骏师照几张。会上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先生纷纷发言,有的先生说到樊骏先生的学问人品和对自己的帮助时,还流下热泪。突然,主持会议的王保生先生点我的名字让我发言。一点也没有准备的我,仓促地、激动地讲述了我与樊骏师的师生情和他对我长期以来的爱护。每个人发言时,带着助听器的樊骏师都认真地侧耳倾听。

 会后,一些友人跟我说:不知道你是樊骏先生的学生,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啊。

 是啊,作为樊老师不及第、不合格、不争气的弟子,怎么好拉大旗作虎皮,玷污老师的清名呢。

   

 1984年,我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进入第三个年头。那时硕士研究生论文需要外审,导师之一的蔡健先生让我和罗成琰师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所找他哥哥、著名美学家蔡仪教授,蔡仪先生出面邀请樊骏先生担任我的论文的外审专家。由是,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第一次见到了樊骏先生。樊骏那时已届中年,身材适中,黑发,清癯的脸庞很有棱角,双目炯炯有神,严峻中又透着和蔼。接过论文后,他说他看论文比较慢,让我两天后再来。我利用这段时间游览长城和颐和园,又到北师大、社科院外文所和其他大学,去看望已经工作或正在读研的大学同学。两天后如约来到文学所,樊骏老师拿出一叠写满字的纸,严肃而细致地谈了他对论文的评价,在肯定论文选题和基本构架后,又从资料、观点和整体结构上提出问题和不足,并修改意见,时间约一小时。樊骏老师对论文评价之独到、尖锐和切中肯綮,令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脑海中如被闪电照亮,同时也大为汗颜,自觉离学术存在巨大距离。我向先生索要他写的意见,他说自己的字潦草难认,不过还是给了我。回到住处翻看论文,但见其间从标点符号到字词,从句子到段落,从标题到注释,多有修改,空白处还写有不少修改文字。看了以后,我如入冰火两极,无比激动又自责和自卑,只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遇见了一位极端严肃认真的学术大师。

回湖南后,又两次把修改的论文修改邮寄给他,每次的回函都写满意见或建议,不客气地指出不足之处,同时对每一次修改后的进步都鼓励有加。那年秋季,我们举行毕业答辩,导师请樊骏作为我的答辩导师,请他南下,他爽快答应,如约前来。答辩中,尽管论文已经多次修改,樊骏师提问题依然尖锐,让我不时冒出冷汗,紧张而兴奋。

答辩结束后,恰好湖南省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在尚没有大力开发的张家界举行,导师们邀请樊骏师前往。在原始尨茸的张家界,开会之余,我陪着樊骏师看山过河,饱览美轮美奂的大自然。这时的樊骏师平易和蔼,时露童心童趣。记得樊骏师调侃我:北方人长得像南方人,有点清俊之气,但细看还是粗,标志之一就是穿的衬衣经常衣领不整,上面的也扣时常不扣,典型的北方人大大咧咧,与我们上海人和南方人比就差了,你看你的师兄罗成琰就比你利落。有天在张家界一山下,有一上海口音的妇女与挑担卖野生猕猴桃的农人吵起来,那妇女好生厉害,口手并用,我见此就对樊骏师调侃道:看你们南方人,比北方人野蛮多了。樊骏师用手指指我,摇头笑了。

离开湖南前,我到樊骏师住处送行。他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是否还想深造。若想到北京读书,可找他,他可代为推荐学校,并说回东北时路过北京可去找他。毕业后,因为家庭原因,我与当时孔雀东南飞的中国大趋势相反,独自北上,回东北师大任教。路过北京去见樊骏师,他邀我到他住处吃饭面谈。他问我为什么非回东北,委婉地表达若读书做学问还是北京上海较好,希望留在文化发达之地,将来发展更好。我谈了回东北的原因。樊骏师说,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不是一帆风顺,都有困难,问题在于要善于抓大放小,想办法克服困难,苦难总会克服的。但我固执己见,还是决定回东北。记得是第二天下午,我向樊骏师辞行,他送我到离他家不远的公共汽车站,车来了,我要上车之际,他说,你再考虑考虑,人生的路很漫长,关键的就那么几步,回东北后考虑一段时间做决定不迟。我还是上了车,车开后,看见樊骏师往回走的背影,刹那间,百感交集。

回东北后,很快给樊骏师写了一封信,告知近况。樊骏师一如既往地要我好好读书治学,并要我把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再次修改后邮寄给他。不久,樊骏师把看过的修改稿转交给《文学评论》的王信先生,王先生与我书信往来、提出意见和建议后,将稿子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的《文学评论》上。樊骏师的拳拳鼓励关爱之情,于兹可见一斑。

记得一次樊骏师到东北镜泊湖开关于现代文学史的会议,其间打电话给我,说他乘坐的回程火车某某列某某车厢,何日何时到达长春站,在长春站有二十分钟停车时间,希望我买站台票到站台见他。我如约到达,樊骏师从列车下来,关切地询问我回东北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形。我简单汇报后,他说我身体怎么这么快就发胖了,并指出与我同期毕业的研究生某某读了博士,某某学问做得很好,某某很有前途,希望我再刻苦一点,努力一点,不要随波逐流。我知道这是樊骏师的良苦用心,是在用高的标杆要求和鼓励我。可惜,由于生活和环境的种种原因,我虽然未敢忘怀樊骏师的教诲,但实际的与先生的期望,相差甚远。

1989年的大风波过去之后,时在九月,樊骏师电话问我近况,我回答一切安好,并在休假。于是樊骏师邀请我到北京一聚。到北京后,樊骏师告诉我重庆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陈涌主编,希望我承担其中的东北作家群部分,随后带我到陈涌先生家拜见。从陈先生家出来后,樊骏师带我到使馆区一带一转,看看风波后的建筑上留下的历史痕迹。晚饭时樊骏师买来了羊肉和白菜,就在他那个位于劲松住处的简陋的厨房里,两个人吃起了白水白菜涮羊肉,锅子就是一个白铝饭盆,还有一盆杨义夫妇做好送给他的炖鸡肉。临行时,樊骏师谆谆嘱咐我用心专一,莫太被生活的琐事缠住,好好写东北作家群传记。

 可惜,慵懒和为稻粱谋的我,未能及时完成重庆出版社的书稿,再次辜负樊骏师的期望。同时,也感到写一个人的传记可能好写些,写一个作家群则比较难以把握。不过好在把为写作家传记的材料和内容,写成了另一部书,即《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出版后把这部书邮寄给樊骏师,聊以塞责。

书出版于1995年,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现代文学年会在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举行。樊骏师来电话要我接到会议通知后一定到会。那也是我回东北以后第一次出关参加大型专业学术会议。东北那时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能参加会议的人从来不告诉我们、也不带我们参加任何学术会议。所以接到通知后,当即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陈方竞一起奔赴西安。到达西北大学入住的宾馆门前,只见樊骏师站在那里与人打招呼,显然他是提前到的。看到我,樊骏师要我把行李箱等物品安放到房间后,到他住的房间去。我有点忐忑不安,于是要求与我同住一室的陈方竞陪我同去。进了房间略作介绍后,樊骏师当面毫不客气地批评我未能如约完成作家传记的作法,是懒汉,并说与我先后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很多人在学术上都有很好的发展和成就,就我进步不大,并具体地点到了几个即将在大会上做学术发言的青年学者的名字,希望我好好向人家学习。我无言以对,回到房间,陈方竞说樊骏老师对你太厉害了,也看出爱护督促之心啊。并说你有这样的老师实在幸运。

两年后,我患病多年的母亲去世,那是我人生路上遭逢的最大一次打击。多子多劳、任劳任怨、几乎一生没有享过福的母亲的离去,使我在人世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最疼我的亲人、最挂记我我也挂记她的亲人,这是怎样的打击和不幸啊。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直至母亲逝世,我的身体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劳累之中。母亲走后,很长时间里我都处于木然状态,不想吃,睡不着,不想也不能工作,头发很快大半斑白。此时,我远在南方的师兄邀请我到南方母校,三湘四水,故地重游,加以美食佳肴,希望以此宽慰我心。不久,接到樊骏师的一封长长的来信,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很为我担心,并以他在一年之内于香港失去兄长和母亲的事例,劝我振作,工作,在工作中化解心忧,开阔胸襟,还从哲学的高度阐发人生道理。樊骏师的信写得既朴实又清迈,如春风化冰,对我摆脱低迷怅然状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为在心里,我是一贯把樊骏师的教诲当做真理的。

此后,我一如既往地每到年节,必给樊骏师打电话问候,过北京时若有时间,一定抽出时间去看望。有几次他到外地开会,比如一次他到无锡江南大学开会,也希望我去。可惜,越来越多的高校杂事拖住我,几次会议都爽约。但是不论我去与不去,我感到樊骏师对我的批评越来越少,越来越宽厚蔼然。记得2005年,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召开的反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文学研讨会,会后又到樊骏师家中看望。此时的樊骏师已经退休且已经身体有恙,话语行为皆不甚灵便,见此我心中难受。临行前樊骏师把一些书送给我,并有些凄然地说,当年第一次见到你时你还那么瘦,现在也已经到中年了,不过,好好利用时间,还可以做二十年,要珍惜啊。

2007年秋初,我调到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安家后不久,第一次带妻子到樊骏师家中拜望。此时的樊骏师脑中风后遗症比较严重,说话语迟,忘事忘人。距离樊骏师1984年劝我留北京或继续深造,已经23年了。但见到我们,他流露出少有的平静中羼杂着激动的表情,仔细打量一下我妻子,又多少显示出一点拘谨。我们谈到到北京后的工作与不适,特别是我妻子的身体精神都不好,有些后悔年龄如此大才到北京。听了这些后,樊骏师语速很慢地说:不要紧,慢慢适应,一切都会慢慢好。还说,来了就不要轻易回去了。还指着我说,年龄才这么大,就这么胖,这样对身体不好。我妻子拿出照相机,给樊骏师照单幅照片、照合影。樊骏师很配合,一个很乖的知性老人。告辞时,樊骏师突然激动地对我妻子说:我很喜欢逄增玉和他的为人,他也很聪明,就是……说到这里,我妻子也流下了眼泪。

2008年春季,就是寒假之后,我们再次到樊骏师家,我妻子假期把樊骏师的照片洗好,配上相框,送给他。樊骏师像孩子一样把照片细细端详,一会,指着照片说:这张逄增玉照得比我好,这张合影也是。我妻子笑呵呵地说:樊老师坐好,咱们重照。于是,樊骏师果然摆好姿势,可爱而天真。聊天时,他真切地问:适应北京了吧,不会再回东北了吧?听到我们肯定的回答,樊骏师安然之情溢于言表。

其间,我们又去过几次,有一次还带着我在传媒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一起去。我发现,尽管樊骏师当年对我为家庭、为父母、为爱人而回东北的事情不太满意,尽管回东北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从未问及我的妻子的情况,也未与我妻子见过面或通过话,但来北京后的几次见面,他对我妻子印象很好,流露出一位慈祥的父亲对女儿一样的赞许的目光和态度。尤其是对我妻子的照相、为照片配置的相框及谈话衣着,皆流露出欣赏。当然,他的欣赏不是直接的夸奖,而是他一贯的委婉含蓄,比如我们夫妇站起来准备告别时,他有时说:逄增玉到北京后好像又胖了,你们俩站在一起就显得更明显了。这对我发胖的含蓄的批评里,既包含了对我不要再发胖保护身体的希望,也包含了对总是清瘦的吾妻的夸赞。终其一生,樊骏师都是那么平易近人而又高贵、那么清癯爽净如江南之竹……

樊骏师不仅对我这样一个不堪雕琢的学生如此鼓励关爱,对他人、对很多人都给予无私的帮助,而他自己的所求,却是那么少。别人有求于他,他竭尽所能;自己却几乎无求于人,也尽力不去打扰别人,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此次住院之后,他告诉家中保姆,若有人打电话问询,就说不在北京,到上海弟弟家去了。

退休前,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有贰佰万元之多,但他将其中一部捐给文学所设立青年奖励基金,另一部分捐给以他的北大老师王瑶命名的学术奖励基金,以奖掖后人,推进学术。那时的百万元,可在北京好地段买到大房子,可在近郊买到别墅,可以使晚年生活过得滋润而尊严。可他,都捐出去了,自己一直住在安贞桥边的小三居老房子里,几乎没有客厅。晚年上医院,他都是乘坐公共汽车,不坐出租车。有时到樊骏师家里,我就想:假如这些钱不捐出去,假如自己买套大房子,假如自己有豪车,假如……

但我知道,这是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的想法,而樊骏师,是一生为学术的人,是脱离了庸俗趣味的人,是纯粹的人,是大写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稀有的高贵者。

但他自己生前却从不追求这些称号。他只想低调地、善良地、安静地读书、思索、写作、做学问。

想到自己和他人痛失良师益友,我心悲怆。

想到一生追求宁静淡泊的恩师,在那么多善良人的惦记和感怀中静静地走了,走向他追求的宁静的天国,我心渐趋宁静。

老师走好。相信你会以博大的爱继续俯瞰和关爱着我们。我们,永远感念和仰望着你和你周围的星空。

 

 

                                                               2011年1月20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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