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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生都在高校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北方人却不能喝酒抽烟,麻将跳舞也都不会。读书教书不是爱好,是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教读之余,把所思所感码成文字,是为论文与著作。不敢奢望藏之名山传之百年,只求所思真诚。散步和欣赏自然是校园与书斋生涯中的最大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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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  

2013-02-06 23:24: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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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2-05 10:27点 击: 216次

 

按照康德的分析,显然是因为儒家从一开始就缺少超验的维度,儒家一直在经验的世界里摸索,像盲人摸象,像一个人迷失了真理,睡意深深。

在汉语的语境下,谈到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命题,一个绕不开的分析对象,就是儒家。最有力的分析工具,是康德关于数学或者科学如何成为可能的学术框架。这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关于理性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最深刻,最系统的学说,康德告诉我们,人类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必须借助于上帝给定的时间、空间和范畴。立足于这一点,康德坚定地给出了他的结论:纯粹理性的总任务是要解决“先天的综合判断”、即站在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上,思考人类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但是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汉语语境里绵延几千年,并没有发展出数学或者科学,以及形而上学。按照康德的分析,显然是因为儒家从一开始就缺少超验的维度,儒家一直在经验的世界里摸索,像盲人摸象,像一个人迷失了真理,睡意深深。


  最近几年,国内学者秋风一直在强调儒家思想资源的价值,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工作有意义。第一,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阐释与应用,一直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课题,秋风的工作,是这个思想史流变过程中最具有当下性的思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第二,身处一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儒家思想资源需要一种新的阐释方式,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人应该直面的工作,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儒家的思想资源之中,无论是赞美,还是反对,都改变不了这个巨大的文化事实。第三,我所了解的基督教历史,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时代,兴起过一次伟大的重新阐释《圣经》的思想运动。当时的口号是回到圣经。后来的历史演进证明,正是这场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释放了人的思想创造性,确立的人的意义和位置,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秩序准备了思想资源和个体性资源。


  我的意思是说,审视整个儒家思想史,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一直还缺少一种对儒家思想的深刻阐释体系。我甚至认为,这种思想史方面的缺席,是因为人们把儒家推到了一个终极的位置,而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发现和分析儒家思想资源的有限性。


  这样的工作,当然具有巨大的冒险性,却让人兴奋。比如在比较的维度上,我愿意这样陈述:第一,儒家思想资源可能是一个碎片式的,未完成的,缺少明确终极意义的思想系统。即在儒家思想的前端,并没有界定出一个真理的绝对意义与存在,这导致儒家所有的思考,都是一种此在的思考,一种无方向的思考。这就像一个人在黑夜里奔跑,却从来没有考虑方向,因而注定他的奔跑是徒劳的,虚无的,甚至是短视的。第二,儒家思想资源的后端,即一部后来由儒家思想资源产生出来的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经济史,以及文化艺术史,都没有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提升到自由的水平,相反,儒家思想被历代皇帝曲解,遮蔽和利用,以一个空洞的万世师表之名,用儒家思想统治、压制和奴役了其他思想,导致中国思想史的单调,枯燥和低水平。第三,儒家思想以“天下”为己任,一直试图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天下”这种宏大叙事的基础性思考,弘扬的是一个集体精神,一种国家主义思维方式,而不是致力于个体的思想自由。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我们看到,秋风的著作《华夏秩序治理史》,也是以天下为名的上下两大卷。这是必须要直接指出的一点,中国的知识精英似乎从来就习惯于思考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富强,时代的昌盛,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回到个人主义的高度思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如何在批评与怀疑的基础上发展儒家思想,就是一个时代的命题。由于儒家思想先天性的不足,由于在历史实证主义层面儒家思想的屡屡失败,因此单纯地借用欧洲宗教改革的方法论,重新阐释儒家思想资源,并不合适。重新激活儒家思想资源的价值,只有将儒家思想带到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秩序之下,通过开放,比较的方法,发展儒家的思想体系,让儒家思想和普世价值形成一种融合,确保中国文化走出腹地意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性见证。


  孔子构成了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坏传统


  我想说的是,进入近代史以来,一直有思想家在努力这么做。比如人们熟知的钱穆先生。当很多传统的儒生把钱穆定义为新儒家,钱穆先生的学生余英时专门撰文,不同意这样的定位。余英时的观点非常清晰,他同意钱穆有儒家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比儒家传统更开阔。也就是说,钱穆的工作,事实上是将儒家传统带到了一个开放的社会。


  这样的分析,可谓意义重大。相当长时期以来,儒家的心学传统,都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固步自封的虚无主义。孟子说,“斋戒沐浴,然后可以事上帝”。所谓斋戒沐浴,就是个人修炼。颜回说,“其心三月不违仁”,也是强调个人内心的自我审视。庄子直接提出了“心斋”,所以韩非跟着说“虚心以为道舍”。先秦的思想家们普遍重视把心修炼到完全净化的程度。荀子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强调人的悟性,而不是思辨的过程。而“天人合一”的观点,事实上是把人抬高到了天的位置,这是真正的僭越。相比耶稣提出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相比康德先验性的“”基础假设条件,以及基于这种假设条件的敬畏秩序,相比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陈述,对道德情操“公正旁观者”的陈述,儒家传统或者说中国文化关于人的意义的思考,关于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思考,至今尚未展开。所有的中国思想者都在自己身体的黑暗里寻找意义,或者雕刻偶像,或者自我为义,短视和伪善将所有中国人一代代埋葬。


  沿着这样的追问,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孔子放弃了对上帝的仰望与思考,并由此构成了中国人没有终极信仰的坏传统。“子不言怪力乱神”,孔子的这种思想方法的出现,其实隐含着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巨大转型。即儒家放弃了对“巫”的意义追问,只关注人的“心”学。也就是说,放弃了对神的仰望,只关心人的道德建设。“巫”的本意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类似于圣经语境中的天使、先知。这意味着,中国人从此放弃了形而上的追问,儒家变得当下,功利和短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人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要说出的观点,孔子是一个优秀的道德哲学家,但不是一个认识了终极真理的人。他的价值,在于他思索的过程,而不在于他思考的内容。从西方哲学和西方神学的比较意义上,孔子在中国文化流变之中,大致具有苏格拉底的位置。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想认识神而不得,想认识自己而不得,他们赋予后人虚心,求索的姿态。区别在于,西方人不会跪拜苏格拉底,中国人几千年来却跪倒在了孔子的偶像之前。


  跪拜孔子,就是误读孔子


  这种对孔子愚蠢的跪拜,让中国人对孔子的误读,跨越了千年。


  比如,孔子具有深刻的民间意识和社会意识,这表明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帝王之术,后人对他的思考,尤其是皇帝对他的推崇,却把孔子牢牢锁定在帝王之师的位置。孔子曾经说,“礼失,求诸野”。这句话意义深刻,深刻到像一种伟大的现代文明思想。市场交换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存在于市场和社会之中,政府是无知的。真正的变革,从来都是从民间社会开始,任何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都是愚蠢的,因为这违背了知识的秩序。哈耶克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是这方面最杰出的文献。我是说,孔子的格言里,或多或少有一些哈耶克的意思。


  对孔子最大的误读,来自于后来的儒生。慢慢形成的儒家的价值观历史过程,一般都会有帝王师的自我意识或者人生定位,这种来自虚拟权力的骄傲与来自知识的骄傲,还有来自道德的骄傲,汇集在一起,中国历史中弄出独尊儒术这种邪恶的思想现象,持续千年没有改进,直到今天还张牙舞爪,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孔子没有太多的错误,错的是那些跪在孔子面前的后人。


  这种对孔子的跪拜,可谓贻害无穷。


  儒家思想的几个短板


  必须要指出,儒家是人间思想体系,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儒家不思考死亡问题,不思考灵魂的方向,这意味着儒家不是宗教,更不是信仰。宗教的基本格局,其一是有一个坚定的、清晰的信仰,没有信仰,不成其为宗教。其二,有一套丰富的神学建构,并带出丰富的哲学体系,为神学服务。例如基督教早期便得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辨的帮助,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上帝是否存在的哲学思考。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斯多德的思辨引入神学领域,使得信仰的问题得到了理性的支持。而儒家既没有一个清晰的信仰指向,也不曾发展出丰富的神学框架和哲学思辨,因此不能算是宗教,或者信仰体系,儒家只能定义为一套事关政治、社会和伦理的思想碎片。


  儒生缺少经济学启示,这也是儒家的一大软肋。这直接导致后来的儒生不仅缺乏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而且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结。比如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就是一种共产主义的设计,完全不懂合法的私有财产是个人独立和尊严的保证。梁漱溟听说资本主义保障私有财产,立刻反感,他晚景不好,与其思想的逼仄是有关系的。刘师培甚至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一名古典的中国读书人在西方思想面前,完全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儒家在思维方式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色意识和区域意识,这导致儒家本能地抵制普世价值。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择乎其中,而西方文化向前,印度文化向后。秋风拔高儒家意义,认为非儒家不能促进中国转型。诸如此类的思想,反对的都是普世价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典型的儒家思维方式。儒家向来追求“天下有道”,视启蒙天下为己任。但“天下”是一个巨大的总括性词语,类似于国家、人民、百姓这种群体叙事的词汇。这导致儒家只看见群体,看不见个人,看得见一个时代的沉沦,却看不见一个人的苦难。个人的自由权利因此被“天下”意识长期遮蔽。


  这就是一代代儒生的思维方式,从朱熹到王阳明,从王国维到秋风,大抵如此。王国维早年接受西方学术训练,认为哲学是最高的学问,他的《静安文集》专门讲述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1906年他甚至批评张之洞修改学制,没有把哲学列入。但中年之后他却转向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绝口不谈西学,真正回到经史子集的结构之中。钱锺书的学术之路和王国维大致相同。今天秋风似乎也在走这条路,基本离开了哈耶克的自由理念。儒家的特色意识,区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终于将一个个优秀的读书人拉回到当下,拉回到此时此刻。


  三千年的儒家,惟有开放与自由


  这是同一种命运!王阳明、熊十力、牟宗三、秋风的错误,是同一种错误。靠“良知”分析世界,但却不愿回答,良知来自哪里。熊十力和牟宗三师徒二人花了一辈子的精力,论证良知的存在。这导致儒家和新儒家面对人性,一起遁入“自我为义”的陷阱中。这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问题,即始终不认识人的意义。秋风或许类似于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对儒家源头的追溯,以康德为起点。但是他认为儒家的实践伦理和康德的实践理性类似,比康德看得远,有一种“智的直觉”,人成为精神的实体。而康德则先验性地提出“postulate”,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基础假设条件。离开了上帝,人的知识与思考,都不可能展开。由此儒家构建了人的虚无的追问。康德构建了人的理性的坐标。中国文化传统由此剑走偏锋,坠入低矮的世界里,几千年了,都没有看清楚远方的风景。


  这才是最为本质的思维方式的错误。离开了思想的基准,离开了问题意识背后的参照系,儒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我相信,一百多年来,惟有胡适看到了这一点,由此他跳出儒家的思维定势,把思想的焦点,锁定在开放与自由之上。这构成了一个历史和当下的事实,中国的现代化价值谱系,是胡适建立起来的,不是儒家。丁文江、蒋廷黻才高八斗,但却认为中国需要专制。只有胡适说,中国的专制历来都是假的,必须要建立一种每个人都有声音,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的民主制度。胡适还说,民主制度是一种幼儿园的制度,不需要高深的研究,美国很多人教育程度不高,但在民主的认识上,却高过很多中国的儒生。所以余英时说,中国人的现代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宽容,都是胡适建立起来的,可惜大陆到今天为止,还读不懂胡适。(苏小和)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编辑:何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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